比尔·盖茨发年度公开信 回答了10个难题

梅琳达

我们最近宣布了自己在教育工作上的一些改变，吸取了上述的经验。我们在教育领域开展的每项工作都始于教育工作者传递给我们的想法。他们才是每天与教育工作打交道的人。他们全情投入，努力改进当下让许多学生，尤其是少数学生群体失望的教育体系。

我们的新战略也一定会采用这样的理念。我们将与全国各地的初高中体系进行合作，帮助其制定并执行各自的战略，克服阻碍学生获得成功的障碍。我们会帮助各体系开展这样的工作：用分数、出勤等评估学生状况的关键指标来推动持续性的学习与改进。不过，改革的实质性内容还是要基于当地领导的判断和现有证据，以取最有效的方案。

部分学校将专注采用我们更富经验的方法，如改进课程设置与强化教师反馈系统。其他学校则会尝试我们较为陌生的领域，如开展辅导项目，帮助学生更容易完成从初中到高中和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

我们的角色是支持学校设计改革内容，收集并分析数据，以及根据最新的反馈不断做出调整。

3、你们为何没有捐款对抗气候变化？

比尔

我们有！有些来自基金会的投入，有些来自我们个人的投资。

个人投资方面，我们正在对减少温室气体的技术革新（即气候变化减缓）进行投入。世界需要可靠、平价的新型清洁能源，但对于能产生重大突破的相关研究拨款却严重不足。

这种资金缺口与我们在基金会处理的问题有所不同。慈善要解决的是市场或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清洁能源问题可以由这两者解决——前提是政府为基础研究拨款，针对温室气体减排制定激励政策，同时投资人在企业将研究转化为商品时保持耐心。因此，我没有通过基金会，而是以个人身份开展相关工作。

我们在过去两年已经看到了长足的进步。有23个国家承诺在2020年以前将清洁能源研究领域的投资加倍。突破能源风险投资基金(Breakthrough Energy Ventures，以下简称“BEV”)是我参与的一家私募投资基金。目前，它已从各路投资人手中募集了超过10亿美元，将瞄准创新时机成熟的几大领域，为相关企业提供资金(如电网级能源储存、地热能)。BEV还将与一系列其他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者合作，将其与政府对接。目前，公共与私营部门在清洁能源上的投入并不协调，这也是一些具备潜力的技术无法走向市场的原因之一。我们想要弥合这一缺口。

梅琳达

即使是突破性的技术也无法阻止气候变化，所以世界需要适应现在正在发生以及未来可预知的情况。因此，盖茨基金会的工作，尤其是在全球农业领域的工作，越来越多地着眼于气候问题。

在发展中国家，数亿人口以务农为生。他们与气候变化的产生几乎无关，却是最深受气候变化打击的人群。如果极端天气毁掉了收成，他们那一年便要食不果腹，也无力支付医疗保健、学费等必需品。对小农户来说，气候变化不仅是全球趋势上的不祥之兆，更是日夜困扰他们的紧急状况。

技术创新一方面能缓解气候变化，另一方面也能帮助人们适应它。我们进行投资，帮助农民提高产量，为收成不好的年份留更多的存粮。我们也投资开发不易受极端冷热天气、旱涝及病虫害影响的气候智能型作物。举例来说，我们正与包括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内的伙伴进行合作，开发能够耐受干旱，且更少依赖肥料、除草剂与杀虫剂的水稻品种。类似“绿色超级稻”的这种技术创新在未来几十年对于抗击贫困和养活世界人口或能起到关键作用。

4、你们是否在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文化？

比尔

一方面，我认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儿童不应死于疟疾或遭受营养不良的想法不仅是我们的价值观，也是全人类的价值观。任何文化背景下的父母都希望子女能茁壮成长。

但有时，提出这一问题的人能够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问题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怎样去做。我们是否真正了解他人的需求？是否与一线工作人员通力协作？

梅琳达

我们深知，过去许多发展项目的负责人都自认为比受惠人更了解情况。多年以来我们认识到，从他人角度听取并了解人们的需求不仅更能表达尊重——也更有效。

盖茨基金会的设立紧紧围绕这一原则。在说到“我们”致力于解决某一问题时，不是说比尔、我或基金会员工亲自在快速发展的城市里安装污水系统，给盘尾丝虫病患者实施治疗，或给农民培训如何进行作物轮种，而是说我们给在相关领域拥有几年甚至几十年经验的机构提供资金。而这些机构，这几千个合作伙伴是联结我们与受惠人的纽带。

我们在四大洲共有约1500名雇员。他们负责查看数据，调查各种可行方法，研究哪些已经可行、哪些尚不可行，并制定我们认为可以最大限度发挥影响的战略。不过，他们工作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听取合作伙伴的意见，根据所听取的内容调整战略，并给执行人员留足空间来充分运用自己的专长与对当地的了解。这不是说我们总能次次成功，并非如此，但我们努力在开展工作时，对未知的事物保持谦逊，并抱有从错误中学习的决心。

除了依靠当地合作伙伴以外，我们对于赋权的重要性也深信不疑。我们无意为任何人做出选择。举例来说，投资自主计划生育，不是因为我们想让他人按照我们的愿景来进行家庭计划，而是因为世界各地都有父母向我们表示，希望有办法实现自己对于家庭的愿景。我们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希望确保人们拥有足够的知识与力量，来做出对自己最好的选择。

这位农民种植的绿色超级稻与潜水大米，是为耐受极端天气而培育出的作物

5、拯救儿童生命是否会造成人口过剩？

梅琳达

我们最初也这样问自己。去年刚刚离世的德才兼备的公共卫生倡导者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 曾给出过很好的答案，我在2014年度公开信中也已经详细阐述过这一问题。但它值得再三强调，因为跟人们的直观意识相反，拯救儿童的生命并不会造成人口过剩。如果儿童不会在五岁前夭折，并且母亲可以自主决定是否生育、何时生育，那么人口规模不会上涨，反而会下降。当父母确信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就会减少生育。而面临有可能痛失子女的悲剧，父母往往大量生育，从某种意义上将其视作对抗悲剧的一重保险。

纵观历史，我们总能看到这一趋势。全球范围内，儿童死亡率一旦下降，儿童出生率往往也会下降。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20世纪10年代的阿根廷、60年代的巴西与80年代的孟加拉国都是如此。 

比尔

随着儿童存活率升高，人们决定减少生育，梅琳达所描述的这种趋势还有另一个好处——带来强劲的经济增长，经济学家将其称为“人口红利”。原理如下:

随着儿童存活率的提高，一代人的数量会相对较多。之后，随着家庭生育数量的下降，下一代的人口规模将大幅下降。最终，国家中能创造经济价值的劳动人口数量将相对较多，而受赡养人口(老人与儿童)则相对较少。这是促使经济快速发展的一剂良方，如果国家能利用这一机会对健康与教育进行投资，则效果更佳。

所幸，儿童死亡人数有望持续下降。在改善儿童健康方面，创新速率十分惊人，世界在应对最顽固的挑战方面已经开始取得进展。举例来说，我们知道营养不良是一半儿童死亡的罪魁祸首，但对于营养不良的成因与预防办法，还存在很多未决问题。颇具前景的领域之一就是对微生物组——即人体肠道内的所有细菌——及其在儿童吸收营养物质方面发挥作用的研究。我们还在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一种细绳薄厚的设备，这种设备可从婴儿鼻腔放入，给肠道拍摄360度显微照片。很快，我们就能够亲眼看到儿童的发育情况，而无需猜测了。

（责任编辑：candoumaster）